黑暗如何能转变成光？
知识分子是比较难接受信仰的，在国内知识分子群体最大的问题是骄傲。神说，“抵挡骄傲的人。”很多时候他们作为意见领袖，包括像我过去做媒体的记者，就是调查真相，向人们传达真相的人，有时候不知不觉自己就站在一个道德或真相的至高点上。
在这样的一个位置，我们自己却迷失了。很多时候发现里面是空的，当很多世界的真相向你展开的时候，里头有罪恶，有人性的黑暗，自己就会非常的迷惑，但是你要给大众一种很自信的解答，精神领域会出现一种分裂感。
我在《南方周末》做近十年深度新闻记者的过程中，就有这种体会。我从小就非常顺利、成功。很多第一名，很多时候靠自己的能力，这点上恰恰阻碍了我认识信仰。
做记者时，我不断地认识到人世真相。我接触过艾滋病人、晚期的癌症病人；遇到许多孤儿，这些孩子很可怜，你不能跟他们提到爸爸或妈妈，因为他们可能是爸爸杀了妈妈，或者是妈妈杀了爸爸。我也去精神病院采访病人，我接触到很多底层人士，我发现一个很复杂的人性的内在世界。
在这些事件中，我越来越发现我过去的知识和我的这种理性没办法回答我心中的疑问，就是人为什么会把自己推到那样一种境地，或者人里面的黑暗为什么像一个野兽一样，到最后把人吞噬掉，让人不能自拔。我当时的疑惑就是仅仅把这个世界的悲惨、黑暗揭露给别人看时，我是不是更多的传递了黑暗？但有什么办法把黑暗的力量变成一种光明的力量？
另外，大家都会把记者当作事件表达的一个渠道，但其实媒体人群自己也非常的脆弱，他们长期接触黑暗的领域，又没办法保护自己，自己就有抑郁症。比如地震报道，他们去现场之后看到许多尸体、亲人离散的局面，心灵受到冲击，但是他们要花很长时间去咀嚼，要把自己投入到里面才能写得很感人，其实他的心灵会受到伤害。我就遇到一些记者，他们在报道完几年之后还会做噩梦，有时候就突然觉得一种莫名其妙的悲伤。
我就觉得自己的心灵越来越软弱，越来越沉重，那些黑暗和心灵的挣扎不是我能承担的。我开始认识到理性的局限，开始认识到里面的那种骄傲，以为自己可以去担当人性的那种道义，以为自己的肩膀可以去承担真相，但实际上最后你连自己都救不了。
我开始寻找另外一种力量，追寻信仰。我也开始意识到，报道坏消息这条路不是心灵的解放和满足之路。当然，揭露真相有一定的社会作用，但负面的能量怎么转化，怎么让看到这些信息的人心灵里面能够不软弱，反而坚强起来，这样的一种精神力量在中国的社会是空缺的。我意识到信仰在这个层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存在空间。
虽然我做记者时，有时候会有一个很大的成功，像我的报道推动了一些政策的改变，在我年轻时会觉得那是很大的一个成就，初次让我体验到巨大成就感的是2003年夏天写的报道。当时我深入河南和山东一些村庄，克服重重困难行程上千公里，艰辛采访因艾滋病爆发遗留的艾滋孤儿群体，上万孩子没有学上，受到歧视，生存现状触目惊心。
我的上万字的报道是内地首发，迅速成为当年的新闻热点。众多媒体蜂拥而至，时任卫生部部长的吴仪一个月后飞往河南艾滋村考察，避开当地政府，单独会见了我的采访对象—高耀洁医生。此后国家快速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对艾滋病人的用药和艾滋孤儿的学费实行免费，补贴生活费，社会开始关注并援助艾滋孤儿群体。
这篇报道让我感受到了媒体发掘真相所带来的巨大社会价值，但也正是这种效应和光环让人内心膨胀，过高估计了政策和制度改变所能带来的积极意义。
后来当我越来越多的进行报道，我发现多年之后，这些事情不断在重复。人心没有改变，同样的坏事有不同的人来做，同样的惨剧发生在不同的人身上。我越来越发现报道只是揭示，并不能够真正改变社会。
我曾有一个理想化的情结，希望通过自己的才能去改变社会，但是我发现这些黑暗的力量、负面的力量不断卷土重来时，年轻时可以靠激情、理想去支持，但当你不断地失败，不断地被冲击，你就发现你没有办法抵挡，很多有理想的人就开始慢慢地变得世俗化。
很多同事，他们到三、四十岁时就开始追求个人生活的舒适，放弃了年轻时改变社会的理想。
“巨兽”袭来：索赔500万！刑事诽谤罪！
因找不到精神力量的源头，我常常感到很苦闷。此时，我母亲和哥哥信主，我有时陪她去教会听道，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平安，但并未放下自己的骄傲，真正承认靠自己不行，需要神的拯救，建立自己和神的关系。
最重要的一点是，神借用了一件事情拆毁了我里面的骄傲，让我知道了人的极限。
2006年，让我投入最大精力的是马拉松式的调查报道：对某医院进行非法人体实验的揭露性系列报道。正是这组报道，让我深刻体验到这种无边的黑暗，并最终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经历了从信奉新闻专业主义到拥抱生命信仰的转变。
我的采访从2006年11月初开始，一直持续到12月中旬，前后耗时50多天，我找到多位线人提供证据，并多方调查核实，采访总计近50人次，触目惊心的事实相继浮出水面：该医院使用非法进口的德国器材、使用国外只允许在动物身上进行试验的技术，收取高额费用为病人装上“人工心脏”，实验中9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13岁的男孩。
3篇共计1万多字的系列追踪报道相继发表后，市民争相购买，许多报摊脱销。医院则派人迅速收购了附近数条街道的报纸。
该报道在新浪网一周时间内网友跟贴近2000条，在新浪当周的国内要闻中排名第二，网评排行中名列第一，另有上百家网站转载此文。
因为舆论的压力，系列报道引发了该医院及其区政府主管部门的巨大反弹，该院院长在12月20日报道刊出当日下午，迅速到所在区法院以刑事诽谤罪向我提起刑事起诉，罪名如果成立，难免牢狱之灾。这种对付记者的逼迫手段，在中国新闻史上也属罕见。
同时，该医院状告南方周末侵犯其名誉权，索赔500万，其德国合作方也欲以名誉侵权为由索赔100万欧元。而给我们提供线索的报料医生，则被有关方面以诈骗罪构陷，全国通缉。
最为恶劣的是，该区政府在未向众多受害者调查的情况下，在法院开庭前，召开新闻发布会，直接宣布南方周末记者沈颖做的是虚假报道，当地多家官方报纸发表了这则政府发布的假消息。
医院之所以如此胆大，反弹如此强势，原因是他们多年精心编织了一张强大的关系网。该医院广搭政zh i人脉，政府大量工作人员及法院法官在该医院享受免费医疗、该市相关职能部门行政不作为的幕后事实。
发起诉讼的目的，一是为了恐吓，二是为了阻止跟踪报道，三是为了干扰公众视线，以抢先诉讼混淆事实，阻止可能的外部调查。
“神若帮助你，人能拿你怎么样呢”？
对方来势汹汹，法院只给我很短时间收集证据应诉，春节过后即开庭，所有的采访对象都必须重新以符合法律真实性的要求重新采访一遍。上万字的报道，每个事实部分都要拿出书面证据和录音证据。
在巨大的压力面前，说实话，当时年仅27岁的我内心处于一种极大的恐惧与焦虑中，我知道就算我说的都是真话，如果对方蓄意要颠倒黑白，法律并不能保护我。既然握有强大公权力的政府也联合起来造假说谎，那么，我的报社自己也处于危险之中，它也未必能保护我。我仿佛看到一只硕大无比的恶兽张开充斥谎言的大嘴扑到我面前，喷出腥臭的口涎，把我逼到了悬崖边，下面是深渊，两边怪石林立。
黑暗中，我看到了唯一的一点光亮，仿佛来自冥冥夜空之中。
我的母亲是基督徒，我曾陪她去过教会，一直觉得追求美善的信仰很好，但心中有一层坚硬的壳在抵挡：软弱无助的人才需要信仰，而我靠着自己的知识、智慧和能力已经足够了。从小到大，我还没有遇到过凭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
此刻，蹲伏在门外的黑暗击碎了我所有的骄傲，过去追逐真相是我做为记者的最高价值点，但当我站在真相的尽头，茫然四顾，我才发现人的尽头是信仰的开头。
我选择跪下，向神流泪祷告，呼求他向我显明他的公义与怜悯。其实，当时的我还不知道究竟有没有神。
当我彻底谦卑下来，不再执拗于在巨大黑暗面前束手无策的理性，袒露自己的软弱，向神敞开心灵而不是头脑时，我终于遇见了神。那一刻，我的心真的被神降服了，我打开了信心的眼睛，经历了将自己的主权交托给神的过程。
长时间的静默中，一个意念突然进入我的脑海，“神若帮助你，人能拿你怎么样呢？”慢慢的一种更深的平安在我心里升起，那种温柔的力量积聚成风暴中一块巨大的磐石，小小的我被安放在上面，身边虽恶浪翻腾，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来由的安然。
祷告之后，我焦虑的心思被捋平了，慌乱的头脑恢复了镇定，眼泪被这股力量擦干了。
其实，当采访逐渐向深处挺进时，凭职业敏感我已意识到我掀开了一个危机四伏的盖子，正是涌自心中的一种很强的力量带领我走进墨黑的隧道。好像被一股从上面来的力量驱使着向前，那种感觉也许就叫呼召。被呼召的调查。
在采访过程中，神一直就奇妙地带领我。尽管当时我还没受洗，但我每周去参加教会礼拜，参加小组查经，当我获知残酷真相犹豫是否要继续采访报道时，我感觉到一个声音一直在鼓励我勇敢前行。如果不坚持报道真相，更多病人的生命就会受到威胁。当我唱到赞美诗，“小小的我，有大大的梦想”时，我泪流满面。
2007年3月初，神迹出现了。当我和律师向法院提交了100多项扎实的证据和几十万字的采访录音后，对方突然选择主动撤诉，法院也驳回了对我刑事诽谤罪的控告，没有立案。“巨兽”停止了威逼的架势，选择了撤退。
事后，我才知道在撤退前，“巨兽”使用了最阴险的一招，就是根据我提供的证人名单，高价收买死者家属，“人都死了，你们打官司不就是为了钱吗？”“只要一口咬定没有给这个记者提供过消息，多少钱都可以谈！”所有的家属和证人竟然都选择了拒绝，即使他们中有人接受谈判，我也能理解。善良的个体没有被罪恶逐一分化吞噬，这才是奇迹。我相信，事实和真相无法击穿人性的软弱，是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保守着我。
而死者家属们为善良和真实所付出的代价是，直到2011年年底，事隔5年之后，第一起病人的伤害赔偿官司才胜诉，家属告卫生部门行政不作为的官司也获得胜诉。期间5年，尽管另有多家大牌媒体相继介入报道，但“巨兽”依然屹立不倒。
在这次风波中，我才真正意识到，我过去多年所信奉的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性在黑暗现实的逼仄中显出的软肋。
如果没有信仰的力量，面对深度黑暗的调查，记者从哪里而来长期坚持挖掘真相的原动力？在内外逼迫中持续向黑暗深处挺进的人，又怎能熬过漫长的寒夜，在黎明前避免心灵被刺伤，更何况冷箭有时就来自原本信任的人？眼看着调查记者成为媒体圈里最短命的工种，在黑白颠倒的年代，仅靠真相，自己都未必全身、全心而退，又能去拯救谁呢？
之后，我真是心力交瘁。但神对我有美好的计划。在官司撤诉一周后，我就拿到了美国伯克莱大学（UCBerkeley）新闻学院的全额奖学金赴美做一年访问学者，之后更奇妙的是，我在国内就联系到了后来我受洗的美国伯克利中华归主教会的黄天赐牧师，一到旧金山，教会的弟兄姊妹就到机场来接我，让我在美国有了一个主内的家。
在BERKELEY新闻学院，我遇到了伯格曼（LowellBergman）教授，师从他学习新闻调查。他曾是美国ABC、CBS制片人，新闻调查节目“60minutes”的主创者之一；《纽约时报》记者；曾获美国普利策“公众服务”大奖，及电视Peabody大奖（堪称广播电视普利策），他也是美国新闻史上同时获得这两项大奖的人。
伯格曼最著名的关于美国烟草业黑幕的报道，被搬上银幕，片名《TheInsider》（中文译为《惊曝内幕》或《知情者》）。
科学家维根博士曾是著名烟草公司研发部的主管，是第一个向媒体公开“烟草公司刻意隐瞒尼古丁致癌事实”的深喉。伯格曼当时为著名的CBS新闻节目“60minutes”的制作人、采访记者，他通过维根获得了关键证言，足以证明烟草公司蓄意强化尼古丁的效用，从而增加了其致癌的可能性。
然而就在节目播出前，却遭受了来自烟草托拉斯产业和CBS内部的多方压力，伯格曼临时被告知该节目将取消播出。随后，维根博士不但反被控告，甚至面对离婚和可能入狱的窘境。在真相无法传达给民众的情况下，两人终于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一场看不见的旋涡中。幸运的是，伯格曼可以动用FBI的力量24小时保护处于死亡威胁中的证人。
好在美国除了CBS，还有其他追求新闻自由的媒体。伯格曼求助于他在《纽约时报》的朋友，希望时报头版能予刊发，于是烟草业黑幕最终被新闻界披露，真相和正义最终战胜了黑暗。
但当伯格曼听我讲述了我在中国的类似故事时，他充满同情的说，“我比你幸运，虽然我经历了人生中最惨痛的背叛，来自我最信任的战友，但毕竟我知道美国的法律和新闻自由会保护我所发现的真相，保护我。”
有次和新闻学院的Carolyn教授谈到信仰。她问我，到美国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坦率的告诉她，在美国，我最大的快乐不是职业上的被肯定，当时还给对中国新闻感兴趣的美国研究生上过中国报道课，而是受洗成了基督徒，我终于知道神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磐石，是我最终的保护者。
“拿什么来医治人心”？
在真相的尽头，我看到了更大的真相，那是从神而来的真相，而不是有限的人的视角。这真相也包括我自己的真相。
在扭曲的外部环境刺激下，生活里遍布谎言、丛生的自私、明哲保身、对他人利益的冷漠，拿什么来守护人的心怀意念？在中国，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一个病人，一个病态国家的病态个人，拿什么来医治人心？
中国三、四十年代有基督徒提出一个很好的说法，要改变这个世界，要先改变人的心，要有一颗新的心，才有一个新的中国。这句话到现在看来，仍然不落后，中国社会如果不产生一些新的心灵，再好的法律，再好的制度，都不能被人心甘情愿地实行出来。
2007年，我在美国加州大学BERKELEY分校新闻学院做访问学者，那一年10月我在学校附近的华人教会受洗。
当时的我刚刚经历官司的折磨，靠神脱离危险网罗，身心俱疲。神温柔的手抚摸和触碰到我心里那个自己一直牢牢抓住的地方，我曾自以为充满正义和无辜，他却使我看到内心深处那个盛满骄傲、论断他人、与人争竞、自卑又自怜的幽暗角落。
受洗之后，我就开始了在诗班的服事，并参与向来美中国访问学者的传福音事工。伯克利中华归主教会给我了许多宝贵的牧养，每周都有神所重用的仆人来讲道分享，我的生命真的是一天新似一天。
为什么我看见他人眼中有刺，却看不见自己眼中有梁木呢？我开始在祷告中彻底承认自己是个灵里贫穷的人。多年来，我写了无数文章试图挖掘真相、唤起社会的觉醒，但我此刻终于明白，在影响别人之前，神要我们先察看自己是否手洁心清。
是的，是到了我们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媒体人自我反省的时候了。我想到自己过去多年为自己的文章改变了一些重大事件的走向而自满过，但多年后我不得不承认，中国社会病态如故，并没有因媒体的报道而有实质性改变，好的制度和法律无法使人自愿遵守，街市依然充满着欺骗与谎言，人心依然狡诈，人性越来越败坏。
我这才醒悟，靠人主导的政策和制度来改变当下中国的病态何等的难。中国就像是一个经过无数患难、精神无比脆弱又没有安全感的病人，需要从神而来的医治和恩典。现在我深知，自己不仅是个罪人，同样是个病人。
“攻克己心，强如取城”。那些我们推崇为高尚、伟大的人间之爱，有时充满了利用、操纵、剥削和诉求，不论我们各人是否察觉到，每个人始终只是在建造属于他自己的自我形象和权威，甚至那些最自然的爱心与仁慈有时也因为搀杂着自私和自恋而经不起追问。这种要建造属于自己王国的本性，便产生各种嫉妒与混乱。我们若不仰望和倚靠人之上更高的力量，邪情私欲必将控制、毁灭我们本来向善的灵魂，“我想行的善却总是行不出来，而不想作的恶却偏去行。”（罗马书7:19；圣经新译本）
我们以为只要是出于好的动机，手握“真理”，就可以向对方甚至家人大发雷霆、坚持己见、猜忌提防、归咎谴责。其实，当圣洁的真理之光照进我们里面隐而未现的罪恶时，没有任何人比其他人更良善，没有任何人比其他人更懂得爱，没有任何人比其他人更懂得舍己付出。
“正义、良知、爱心”的水流源头并不是软弱如苇草而自高自大的人，而是神。神的爱就是我们生命的供应，医治身陷病中的万民，个人得医治，国族得复兴。
只有从神流出来的活水里的公义和慈爱、真理和恩典才能并行不悖，而人的心中不是因追求公义而缺乏宽容和怜悯，就是盲目慈爱不讲原则而欠缺公义。与圣洁的神相比，我们自己标榜的义不过像一件污秽的衣服。
只有当我们打开自己的局限，让神的爱的活水浇灌我们而结出良善的果子时，真正的的爱才自我们心中滋生。真正的爱不是只爱那些值得爱的人，而是怜悯那些最不可爱的人。
07年风波后我带着破碎的心离开中国来到美国，之后，神的爱根除了我里面的苦毒，医治了我心灵的重创，08年我又选择回到了中国，重新成为南方周末的一名记者。一个有信仰的记者。
神也为我预备了北京的守望教会，我也开始在知识分子和媒体人士中传福音，每周组织主内的媒体记者聚会，彼此扶持，同时参与了守望教会为慕道友答疑和主内杂志《杏花》编辑部的服事，并和另一个弟兄一起建立了“活水源”查经小组。
09年，我在《南方周末》上“天赐十年”专题中发表了《没想到信基督教的人多了》一文，在中国的大众媒体中第一次公开提到了“家庭教会”和最近十年中国基督教在城市兴起的状况，鼓舞了国内许多基督徒。
2009年下半年，我认识了同在媒体工作的刘阳弟兄，12月，我们在神的带领下顺利进入婚姻。婚后，除了工作和建造家庭，一起在广州的教会和媒体团契服事，带儿童主日学。神为我预备的婚姻超出我的所求所想，在婚姻中更深的让我看到自己隐而未现的罪，不能靠着才能、智慧，只有倚靠圣灵。
2010年10月，我再次来到美国，这次是和丈夫一起做访问学者项目。神借着婚姻里的磨合和怀孕生子的考验，让我在更多自己无法掌控的状况里走出自我中心的积习，让我的生命再次被更新。
2013年1月，我和丈夫一起开创了依托于微博传播的《境界》电子杂志（官方新浪微博和博客为“境界Territory”），中国第一份关注新闻热点、文化思潮、职场家庭、个人成长的信仰类原创电子杂志，由一群有信仰、关注公共议题的中国媒体人集聚而成，不以营利为目的。将以全人关怀的报道情怀，在充分尊重新闻规律的前提下，将《境界》的帐幕搭设成一个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在其中相遇的场。在这里，寻求信仰者可以遇到光，有信仰者可以遇到世界。
当下的主流媒体在高举客观报道原则时，对人的灵魂需要视而不见，不约而同地屏蔽、肢解、曲解信仰的内容，将自身的立场凌驾在被报道对象之上：只让林书豪打球，不让林书豪说出他是“为神打球”；只关注人们好的行为却不关心其精神动力。《境界》力求还原并真实的报道新闻事件中的信仰元素及各类信仰人物，将一种基本的共情能力带进媒体以及全社会弥漫的批判式气质中，提醒人们如何医治百年来的受伤经历对民众心灵秩序的摧残。
此电子杂志创办仅10天，神在世界各地呼召了近20位咨询委员、近30位特约作者，10多位采编同工加入我们，1300多位读者，单篇文章最高浏览量达10多万人。更为感人的是，他们全都义务为《境界》工作，没有人索要一分报酬。耶和华是我们共同的元帅，是他扬起他的旌旗，呼召这个世代的基督徒媒体人一束光簇拥着另一簇光，照亮这个弯曲悖谬的黑暗世界。
神真的对我有莫大的恩典，因此我总是觉得亏欠主太多。在这世间寄居为客旅的我们，住在身内的日子，立了志向，常抬头仰望，并不为讨人的喜悦，乃是要得主的喜悦，为有一天可以坦然无惧的和他面对面。
无论中国还是美国，地上的国度、外在的环境或他人之恶，不再成为左右我心灵幸福平安的力量。因为我将公义的终极审判权交还给神，而将那些恶者和背叛我的人从我自己的心牢里一一释放了，我自由了，在宽恕里。
在宽恕里，过去的怨恨和伤疤化为花朵，开放在悬崖上。
现在，我是一个母亲，有一天当我对孩子讲述年轻的经历时，最让我满足的是，我的语气将不带怨恨，在孩子面前，我将成为一个健康的人。
我过去自认为是个传递坏消息的人，是一个记者，现在神改变了我、改变了我的生命，我开始成为一个传递好消息的人。只有好消息才能滋润人的心，才能够温暖人的心，带给人的更是一种永恒的影响，一种属灵的深远影响。
（来源于《全球基督徒见证分享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