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基督教从庚子年得到了很大的教训，觉得以前的传教方法，有改革的必要。天主教当局对于教士帮助教友诉讼的事。重申禁令，而注重于教友的训练与教友全家归主的运动，所以成立了许多训练教友的团体，如山东江西四川延平保定天津河南湖北蒙古......等处，都有这种组织，有些是培养教文宗教生活的，有些是讨论个人传道方法的，有些是为邻友祈祷的，总之是以鼓励教友传道为目的，规定每人每年必须领导一人进教。果然，效力大著，在燕山一处地方，竟从七百个教友，突然增加到三千多人。同时，对于慕道者的训练，亦加紧起来，每个慕道者，非经过二三月的长期训练，不可以进教。其训练的方法，或聚合在一起，如短期学校一样，使他们学习一切教义问答，并旦熟读经丈及十诚等，或由教士们亲至慕道者家中，施以教授。在训练期中，教会每开支了巨大的经费，予慕道者以相当的津贴，有时且利用赈灾的机会，吸引许多贫民，来受宗教的训练。在一九一○年直隶灾荒时，曾一面放赈，一面以金钱召人听道，结果，便增加了许多教友。这种方法，当然会引起一部分教土的反对，不过在施用这方法的人，以为待他们进教以后，可以用教育来把他们品格提高，并且在二三代以后，他们的子孙，从小就可以获得宗教的薰陶，而为良善的教友了。所以他们很普遍地采用这方法来吸引教友。 可以见得天主教在一九○○年后的进步。而在教育、慈幼、印刷各方面，亦有很显著的发展。 原中国之有新教育，实不能不归功于基督教。在天主教方面，从一八五○年开办『徐汇公学』以后，逐渐增设许多普通小学中学与教理学校，为便利学生深造起见，法国耶稣会于一九○三年创办『震旦大学』于上海，一九二五年北平的『辅仁大学』，初由美国本笃会所创办，到一九三三年改由圣言会管理，法国耶稣会又在一九二二年创办『工商学院』于天津。这是天主教在中国的最高学府，都已先后向中国教育部依法立案。据一九三○年的统计，三大学学生有一、三八四名。高初中学校共五十一所，男生八、三○六名，女生四、○二六名。师范学生男二七九名女生三九五名。至于高初小学，高小男校一九七所，学生一○、三八九名，女校二七所，学生八、三八七名。上述各级学校中，有半数以上是教外学生。而纯粹培植教内学生的，有教理学校八、六四○所，男女学生一六二、四八五名。教理教员养成学校中有男女青年一、六三一名。此外则专攻神学的修院，是培植传道人才的，在一九三○年一年中。习拉丁文的有四、三五一名，习哲学的有三二七名，习神学的有四二五名，尚有在罗马留学，预备晋升司铎的有二九名。只就学生的人数比较，一九三○年的统计，差不多比一九一四年加了一倍，其教育发达的情形，可见一斑。 各教区中所设的『孤儿院』，有三○六处，收容孤儿有二一、八五八名，圣婴会收养婴儿，有五二、八九四名。从上面种种数字上看，觉得天主教所特别注重的工作，即是收养婴孩孤儿与培植教内子女，使他们从小就得着宗教的训练，可以建立起中国教会的基础。同时，也设立了『留养院』有二三二所，收容老人和病人，由修女们担任看护之责。这些修女们，大都受过简单医药常识训练，所以对于婴儿孤儿与老人遇寻常疾病的时候，他们便可以为之医治。苟有重病，方送医院诊治，在汉口陕西上海等处会设医院，施诊给药，在一九三○这一年中，就医人数有七、○六一、四九二人，在广州亦会设『麻疯院』一所，收容麻疯息者。 至于印刷和著作，据最近统计，共有定期刊物三十余种，周刊半月刊月刊之外，又曾在一九一五年创办一日报，即天津的益世报，在中国的新闻界中也占着重要的地位。有印刷所二十余处，规模较大的，要以涨平天津上海为最，出版书籍，上海共有五十三万多种？重庆共有四十万种，他如献县等处，亦出了不少书籍。为发展此种事业计，曾于一九二八年设立一个中枢机关于北平，名为『中华公教教育会』，大部份的工作，是管理全国的出版事业。 最重要的一点，即是加紧中国领袖人才的训练，努力于中国教士与职员的增加。当一九一八年时，中国教士占百分之三五，至一九二三年加到百分之四一，一九一六年时中国职员占百分之六六，十年之后，便增加到百分之七二。对于一般新兴的建筑，大都采用中国式样。又编成了许多中国谐调的诗歌，教区的名称，都改为中国地名。这些工作，与更正教所提倡的本色教会运动，有相同的意味。一九二四年召集一次『中华全国公教会议』，议决从速建立一个经常自立的本国教会，并且划定了几个自立传教区。在这会议中，分设七个小组委员会，计划各方面工作的联合。此后几年中，传教区域，陆缤移交于华籍神职班管理，使中国教会可以渐渐达到自立的地步。可见最近二十年来，跟着时代的潮流，向着这新方向迈进。 一般的批评，以为天主教对于社会服务的工作，不若更正教的努力，其实亦不尽然，我们看天主教在救灾救难的一方面，也很有伟大成绩。例如一九三一年华北水灾时，教皇及中国信徒发起的赈灾会，募得二十余万元的赈款。又如『一二八』『八一三』的中日战事中，多数天主教教堂，都充作了难民收容所，并且设立许多军事医院，为救护伤兵之用。饶神父为难民奔走呼喻，划定难民安全区，不独在上海，也普及到各战区；受他荫庇的人，更何止几千百万。一般中西修士与教友，日夜为难民服务，尤不乏其人。中国领袖如陆伯鸿马相伯等人，亦莫不为之尽力。 至于教友人数的增加，在一九○○年前，必须经三十年之久，方加一倍，而今从一九○○至一九一二年，只十一年间已加了一倍。不过从一九一八年后，其增加的速率，较为迟慢。一九一八年的统计为一、九六三、六三九人，到一九二四年加到二、二四四、三六六人，只增加到百分之一四．三而已。 说到更正教，在一九○○年以后，与从前大不相同。从前国人仇视基督教，多误会外人来华传道，含有政治作用，不幸拳匪倡乱，各国乃有瓜分中国之议，但经教会人士力持正谊，主张保全中国领土，始得转危为安。其后山东浸会首先以其赔款创办『山西大学』，而美国乃主张退还赔款，创办『清华大学』，各国多亦效法，均将赔款退还，遂使国人仇教心理为之一变。其次如政府锐意维新，广设学校，算术英文及科学教员，大都取材于教会，尤其在国民革命的时候，参加革命工作人中，每有不少基督信徒。民国成立以后，基督徒充任政府要职的，更不乏其人，单在广东省政府中，当时任职人员，信徒竟占百之六十五以上。并且基督教所办各种慈善事业，每每取得一般社会人士的信任。遇有水旱兵燹的时候，不独教会能慷慨捐输，尤必担任放赈事务，任劳任怨，涓滴归公，凡此皆足以改变国人对教会心理的原因，所以最近二三十年，能获得一部份人的谅解。 在教会自身，因遭遇许多困难，发现了许多弱点，力谋改弦更张。例如教会的自立自传运动，从此更加猛进。一九○六年俞宗周在上海发起『中国自立会』，设办事处于宝山路，发行圣报为宣传机关。到一九一○年浙江平阳内地会首先响应，宣告自立。自立的风气，遂渐渐普及到全国。如上海的罗店，浙江的镇海定海永嘉，福建的莆田，广东的南澳，湖涨的京山天门，湖南的常德.........等处，皆先后成立自立教会。并设总堂于上海闸北。一九二○年便召集第一次全国大会，当时报告有八十多处自立教会，从此历年增加，一九二一年增至一百五十余处，一九二二年增至一百八十多处，一九二三年增至二百九十处，一九二四年增至三百三十多处，在这四五年之间，几乎是级数的增加，进步之速，从此可见。同时，上海又有高凤池谢洪赉等发起『中国基督徒会』，不久，在香港设立了支会，逐渐推广到北京天津宁波徐州长沙太原......等处，亦先后成立支会，其后在天津则改称为『中国基督教会』，他处亦渐渐的无形消灭，惟香港至今犹存。 一九一○年时，天津徐君汇张伯芩等联合当地五公会教友，发起一个自立教会。一九一八年又有长老会教友刘寿山等在山东烟台组织『中华基督教会』，青岛济南相继成立分会，推及到山东全省以至于直隶山西等处，而成立华北的自立系统。同时，上海基督徒作家沈嗣庄李逢谦等组织一个自立教会，名为『基督徒团契』。在香港广东福建......等处，尤努力于自立自养自传，而改称其教会为『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教会差不多都有谋求自立的计划，即未完全自立的教会，亦必将其原有名称，冠以『中国』字样，或改称为『中国基督教』。而在传道工作方面，都渐渐由华教士负起主要的责任，西教士乃退处于辅佐的地位。 其次，中国大多数的教友，不但觉悟到自身应负教会的一切责任，并且应推广布道工作到各方面，于是有『国内布道会』等的发起(另详基督教事工章)。如在黑龙江陕西蒙古云南......等处布道，十数年间，成立了二三十处机关 再次，谋全国教会的大联合，不但在事工上消灭了宗派的界限，一致合作，如拒毒运动，归主运动，国内布道会，信仰自由情愿.........等等，已不复有宗派的区分。而一九○七年召集『百年大会』，更表现了各教会的合作精神。该会自四月二十五日开会至五月八日闭会，以上海青年会新建的殉道堂为会场，各教会各机关所派出席代表，共有六百多人，讨论的总题，为『中国有教会』。结果，有人主张组织一个无宗派的基督教协会，亦有人主张各省组织省基督教联会，然后由省联会联合成全国基督教议会。此后，各省基督教纷纷组织了省联会，地方教会亦组织了许多地方联会。不过这次大会闭会以后，没有负责推进的中心机关，进行得很慢。直至一九一三年在上海又召集了一次『会国大会』，由穆德主席，组织成一个全国基督教中心机关，名为『中华续行委办会』。她的任务：(一)执行全国大会的议决案，(二)在中西沟通的机关，与艾丁堡续行委办会通声气，(三)提倡通力合作的事业，(四)发表教会公共的意见，(五)为各教会的谘询机关。设立事务所于上海昆山花园五号，聘请诚静怡为总干事，开始做调查与研究工作，把调查全国各方面的事业，印成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一期在一九一四年出版，继续至今已出至十三期了。一九二二年五月间又召开了一个全国大会，中西出席代表有一千一百八十人之多，与上次大会比较，见得进步了许多，上次会员中国人占三分之一，而此次则占二分之一强。开会凡八日，分五股讨论，对于布道，医药，文字，教育，工业，妇女等问题，皆有详细的计划。改『中华续行委会』为『中华基督教协进会』选举中西会员百人，仍以诚静怡为会长，提倡『本色教会』，编成中西文中华归主两巨册，全国各教会的工作情形，悉载无遣。由是各教会咸谋联络或合并，除长老会曾于一九○七年成立『全国联合会』，并与公理会、伦敦会合组『中华基督教联会』外，全国信义宗教会，亦成为『中华信义会』，全国圣公宗教会，亦联成『中国圣公会』，最近属于卫斯理宗的监理会、美以美会、美道会，亦已实行合并而为一会，这可以见得中国教会的日趋于联合统一了。 最值得注意的，则为因中日战事的发生，教会在物资方面虽受很大的损失，而在救济难民的工作上所尽的力量，却博得一般民众的好感，为千载一时的的传道良机，使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上的地位，日愈巩固，前途便有无穷的希望。兹且以最近统计，列表于下。 最近二十年中教友人数增加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