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转载于《临风博客》)
新闻报道（2010年12月28日），丹麦与瑞典政府逮捕了五名伊斯兰恐怖嫌疑犯，他们计划去一家报馆去“杀死所有的人”。这是2005年卡通大战的余波，因为该报纸当年的漫画“侮辱”了默罕默德。对伊斯兰教徒来说，默罕默德的圣像是不可以画的。2001年阿富汗的神学士炸毁有文化与艺术价值的大佛像，也是因为大佛像是“偶像”。这些我们看来有点不可思议的行为，其实在人类文明史上并非首例。
在西方历史上，用艺术作品来表达信仰不是没有争执的，因为人很容易将艺术品中的圣像当作敬拜的对象，成为实质上的偶像崇拜。例如，我们常听到某处的圣母像很灵验，可治病，甚至还会流泪。有次在新墨西哥州，我亲眼目睹某个天主堂外摆着的一堆拐杖，据说是那些向圣母像祷告的瘸子，在被治好后留下的。这种“求神拜佛”的信仰方式其实已经偏离基督教的正统，倒有点像民间宗教了。
2005年11月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一座天主堂外的圣母开始流血泪，当神父把它擦掉以后，第二天又流出来。从16世纪以来，这种报道越来越多。
摩西所颁布的十诫中，第一和第二诫是这样说的：“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做偶像，也不可做天上、地下和地底下水中各物的形象。不可跪拜它们，也不可事奉它们，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忌邪的神；”（出埃及记20：3-5）上帝是个灵，是超越物质，是看不见的，他因此这样吩咐人单用心灵和真实来敬拜他，而不要去敬拜任何有形的图像。
或许有些非信徒会说，上帝怎么这样“自我中心”，要人单单敬拜他？其实，“敬拜”的需求是深植于人类本性之中，是人类DNA的一部分，不论是拜金，是追星，是追随领袖，是爱国，还是自恋。人类的创造者知道，除非我们以上帝（也就是真理的代表和实化）为中心，我们的人生就会脱序，甚至会成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堕落者。
人类这种“敬拜”的需求很容易投射到具体的物件和人物身上，这所以当以色列人在等待摩西下山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敬拜上帝的代用品“金牛犊”了。又如，摩西当年举铜蛇，作为医治以色列人的记号。可是到犹大王希西家登基的时候，人们还在膜拜这个铜蛇！
“他废去邱坛，打碎神柱，砍掉亚舍拉；他又打碎摩西所做的铜蛇，因为直到那些日子，以色列人仍然向它焚香，称它作尼忽士但。”（列王纪下18：4）
这就是人类的本性！人类希望从敬拜这些哑巴偶像中获取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
英国19世纪最著名的“讲道王子”，也是我一向所尊敬的清教徒后代司布真，他1870年11月13日在“都城会幕”教堂的主日讲题就是“除灭偶像”（Iconoclast）。他对有些教会（包括英国正教）使用“圣水”、“圣坛铃铛”、“盒子”（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但他说是与天主教有关，所以很可能是圣餐用的器皿），等等大肆攻击，认为那些都是偶像崇拜。他又反对“教会”这个字眼，认为应当叫做“聚会所”。他认为那些高举教堂建筑、讲台、圣坛、座位、椅垫、桌子、烛台、风琴、杯、盘、的作风都是偶像崇拜！（这让我想起今天美国和加拿大的阿米什人，Amish）
不但如此，他还反对基督徒把一些日子定为圣日去庆祝的作法。他说：“这些东西圣经上都没有。凡是圣经上没有的都是人为的，都是人凭着自己的意思在用私意崇拜，所以都是偶像崇拜。”这种观点虽然今天读起来有点古板，近似“法利赛人”，但这却是19甚至20世纪许多基督教会有关“属灵”观念的教导。如果与这个路线不同，有可能会被看为“新派”或“妥协派”。
除灭偶像运动
无论是犹太教、东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还是新教，历史上都发生过“除灭偶像” 运动（iconoclasm）。在打倒“偶像”的激情里，不但雕像与浮雕（包括圣母像）被打碎，壁画被清除，画有圣经故事的彩色玻璃被打破，就连教堂内（以及教堂外私人）的绘画也被烧毁了。当然，这些举动也并不限于宗教本身，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新中国，等等，都有除灭“偶像”以及毁坏历史文物艺术的斑斑史迹，更不要说咱们的文革了！
在改教运动之前以及在“反宗教改革”热火朝天地推行时，罗马教廷对艺术的喜爱达到了顶峰。教皇尤利乌斯二世（Julius II）更是野心勃勃，为了重建圣彼得大教堂而财政空虚，不得不贩卖“赎罪券”筹款，将天堂的席位当作世间剧场的门票来贩卖，连死去的亲戚都可以经过买票上天堂，亵渎上帝恐怕没有比这个更大的！
针对中世纪教廷的腐败，许多改革的呼声老早就开始酝酿。大家最熟悉的改革家，也是影响马丁路德（以及慈运里）最深的，就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他是当时欧洲最受尊敬的“知识分子”。他在托马斯·莫尔爵士（后被封圣）家里花了一个礼拜所写的《愚人颂》（Praise of Folly），就是部充满改革思想的巨著。但是，为了不愿意分裂教会，伊拉斯谟始终都是天主教徒。他尖锐地批评骄奢过度的罗马教会，甚至拒绝接受红衣主教的名份。
可是，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另一位更激进的改革分子，萨佛纳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1452-1498）。他是道明会修士，反对美第奇（Medici）家族的统治，对建立佛罗伦萨的宗教共和国功劳菲浅。他一方面反对罗马教会的哲学立场，认为不符圣经。他认为任何一个老妇人都比柏拉图对信仰懂得更多。另一方面，他控诉文艺复兴的画家引进异教文化，牺牲敬虔的实际。他说：“你能想象那些画里的圣母马利亚吗？我告诉你，圣母原来穿着朴素，像个穷苦人，遮着脸。然而，在这些画里，她穿得像个妓女，简直是对敬拜上帝的侮辱。”
1497年，他和一群跟随者在佛罗伦萨市政厅广场上点起“虚荣之火”的篝火。他吩咐儿童逐家逐户搜集“世俗享乐物品”，包括：镜子、化妆品、画像、异教书籍、非天主教主题的雕塑、赌博游戏器具、西洋棋、鲁特琴（Lute）和其他乐器、精致的衣着、女帽、和所有古典诗作，把这些东西扔进火里烧掉。很多伟大的艺术品都被这堆火永远烧掉了。曾经热爱异教主题的画家，例如桑德罗·波提切利，也受到萨佛纳罗拉影响，亲自把很多作品扔进火里。
这位后来被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开除教籍，受尽残酷的折磨，并被以“异端”罪烧死的萨佛纳罗拉，奇特地，他的思想竟然深深地影响了文艺复兴巨人米开朗基罗。（后话）
宗教改革与除灭偶像
宗教改革与除灭偶像间的关系相当复杂。相对来说，天主教会使用艺术来教育广大不识字的会众，改教者却更喜欢藉用文字来传播信仰。慈运里与加尔文都主张消除敬拜场所的宗教图像，他们倡导有秩序的，由“有关单位”主持销毁，反对暴民式的捣毁。当然，会众在得不到“有关单位”的协助时，也会爆发不太谐和的捣毁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是1566年在安特卫普所发生的，加尔文派信徒除灭偶像的运动。暴动的延烧，造成法兰德斯地区400多座教堂和修道院被波及。自此，1566年以前荷兰的艺术品几乎完全绝迹。
相对而言，马丁路德比较喜爱艺术，没有销毁圣像。其实，马丁路德与名画家老卢卡斯·克拉纳赫（Lucas Cranach the elder）是通家之好。克拉纳赫还为路德，以及路德的父母亲，画过肖像画。
克拉纳赫所画众多路德肖像之一，33.3 x 23.2 公分
克拉纳赫所画路德父母亲，对角色个性描绘很传神
当时的名画家，例如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与小汉斯·荷尔拜因（Hans Holbein the Younger），他们虽然都是天主教徒，也很崇敬天主教的改革家伊拉斯谟，但也都非常向往新教。但就是画家间，对圣像问题也莫衷一是。
其实，当初新教徒对教堂内艺术品和圣像的反感是其来有自的。让我列举数条：
a) 西元787年第二次尼西亚会议肯定了教堂使用圣像的做法，树立了东、西两个教会圣像尊崇（venerate）的传统。改教者认为这有违摩西律法中不可为上帝立像以及不可膜拜（worship）偶像的规条。有些雕像还镶有圣徒的遗物，变成会众景仰，甚至膜拜，的对象，自然为改教者所反对。此外，异教的图像也因此得以进入教堂。在观念上，尊崇与膜拜不同，但是在实行上，人们经常不能分辨。
b) 许多宗教绘画都是有钱人委托的。他们喜欢把自己画在圣母的身旁，似乎暗示，有钱人在天国更有地位。这显然不合耶稣的教训。
c) 这些图像容易促使迷信。伊拉斯谟的《愚人颂》里面就描写人们的愚蠢，把一些木刻的雕像看作吉祥的信物（“保护天使”），其实这就是把圣像偶像化。这种例子所在多有。虽然迷信的事到处都有，但是由教会推动的迷信，其意义却远为重大。
d) 圣像也成为营利的工具。教堂如果有了名画和圣像，会吸引大批人从远地涌来参观，自然增加当地的收入。教会也利用人们尊崇这些圣像的心理，乘机推销“赎罪券”。例如，“圣母显灵”就屡屡成为地方增加财富，或为自己行事背书的绝佳途径。这说明，就算信仰的对象是对的，但并不等于他信仰的态度与方式是对的。
目睹这些乱象，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卷一中用了三章来说明他反对崇拜场所使用圣像的立场（10-12章），它们分别是：
第十章 圣经纠正迷信，以真神对抗异邦的众假神
第十一章 以形像加诸上帝是非法的；拜偶像就是背叛真神
第十二章 论上帝与偶像有别，使人知道唯独敬拜他
小汉斯·荷尔拜因，《圣母、圣婴与Burgomaster Meyer一家》，146.5 x 102 公分，1528，德国达姆施塔特（Darmstadt）黑森博物馆。这幅画显然是富裕的Burgomaster Meyer家庭请荷尔拜因画的。
加尔文的观点：
加尔文在卷一里阐明：人不能凭自己认识上帝。人是有限的、堕落的，因此他不能从理智、大自然、和道德理想中认识这位无限、圣洁、伟大而自隐的神。人认识神的唯一可能途径，就是上帝藉着圣经把自己启示出来。圣经为了帮助我们认识真神，所以不得不排斥异教和虚妄的偶像。
上帝的超越性使得我们不能理解他，所以人类任何的努力，期望用有形的表象来描述这位超验的上帝的举动都是严重的迷信，扭曲了我们对真神的认识。
“所以我们应该立一不易的原则，认定凡以形像代表上帝，神的荣光即被不敬的虚假所损坏。”（1.11.1）
他认为，初期基督教会和犹太会堂是没有这种形象存在的，这些图像、艺术、都是西元500年以后的产物。他并认为，旧约圣经中虽然也有一些图象，例如："基路伯"、“施恩座”、“铜蛇”，等等。但是，“请问，那些小形像除了证明不能以形像代表神的奥秘以外，还有什么意义呢？”（1.11.3）
“上帝有时诚然藉着某种记号显现自己，所以说，有人‘面对面’看见了他；但他所采用的记号都是为着教训人，并且为着明确地暗示他那无法认识的本体。”（1.11.3）
“因为人若以为在形像里看见了上帝，便以形像崇拜上帝。最后，他们的思想和眼光既完全集中在形像上，他们就变得更愚蠢，居然赞美形像，以为它们具有神性。”（1.11.9）
“我们可以断言，除了眼所能见之物以外，都不可绘画或雕刻。神的尊严伟大既非人的目力所能窥探，就不应当以不相称的形像去玷污他的荣耀。这些艺术的题材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描写历史事迹的，一类仅是可见的形像；前者可用作报导或帮助回忆，而据我所知，后者不过只供赏玩而已。但那些在教堂里的神像，多半是属于后者。由此可见它们陈列在那里，完全不是出于判断和辨别，乃是出于愚蠢而不加思索的感情冲动。在这里，我且不提它们大都是不当和非礼的，以及画家和塑像家所表现的放肆，正如我已提过的。我只要说，它们即便在本质上并无差错，但对于教导人却是毫无补益的。”（1.11.12）
最后，在第12章中他否认“尊崇”（veneration= dulia）与“敬拜”（worship= latria）之间的分野：
“他们捏造所谓“敬拜”（latria）和“服事”（dulia）之别，以为就此可以把神的尊荣分给天使和已死的人。其实罗马教徒对圣徒和对上帝的敬拜并无分别，因为他们一方面敬拜上帝，另一方面又敬拜圣徒；但当他们被责难之时，他们就推诿说：他们丝毫没有侵犯属上帝的，因为他们始终以latria（敬拜）对上帝。”（1.12.2）
浅析加尔文立场
从上面的引用，我们可以看见，加尔文从神学角度出发，反对在敬拜场所（教堂）使用任何形式的圣像与艺术品，因为那会助长人们“偶像崇拜”的本能。我非常同意加尔文的担忧以及他所揭示的原则，“偶像崇拜”的确以各种方式占据着人类历史的舞台和人类心灵的宝座，“偶像崇拜”也根深蒂固左右着人类的行为和做法，它是人类社会经历种种浩劫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是，我也愿意提出一些参考意见，作为比较。
首先，关于“尊崇”与“敬拜”间的争议。这可能是加尔文最强有力的论点。赞成圣像的人强调，这两个词意义不同。但是，加尔文用语言学和圣经经文来支持他的观点。然而，加尔文的说法似乎显示他对东正教会的用字的了解并不完全。加尔文正确地批评第二次尼西亚会议法规中所用proskuneo这个希腊字。在圣经里面，这个字用在“拜他”里面。魔鬼试探耶稣，哥尼流拜彼得，使徒约翰在启示录里俯伏在天使脚前，用的都是这个字。
尼西亚法规里用这个字叙述“尊崇”圣像，关键是，它又用了timetike这个希腊字来限定它的意义。Timetike这个字是“尊敬”（honor）的意思。它用在《以弗所书》的“听从父母”（honor your parents，其实应当翻译作“尊崇父母” ）。在神学上，差之一字，可以谬以千里。因此，加尔文并不能证明尼西亚法规的立场不符合圣经。（注1）
第二，在圣像的问题上，东正教比罗马天主教要严谨。东正教对“不能为上帝立像”的立场与加尔文相似。但是，东正教同时认为，当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间以后，情况改变了。如今描绘圣子就不再违反摩西律法了。他们根据的是第7-8世纪时，叙利亚“大马士革圣约翰”（St. John of Damascus）的论点。我感觉，这个说法相当有说服力。它减弱了加尔文一律不接受圣像的论点。可以说，加尔文强调从圣经认识上帝，东正教会更强调从道成肉身的神子来认识上帝。
第三，考古学发现，叙利亚的初期家庭教会在三世纪时就有圣像的出现（注2）。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基督教会，它的存在远在君士坦丁一世宣布基督教为国教之前75年。这个考古发现，反证了加尔文所称，基督教和犹太教在西元500年以前没有圣像存在。
公元230年，叙利亚Dura Europos地方家庭教会的洗礼池内部，匹兹堡大学图片
公元230年，叙利亚Dura Europos地方的犹太会堂，大马士革国家博物馆
第四，旧约中，犹太人的崇拜中包括使用圣像（施恩座、基路伯、、、），加尔文用来否定圣像的经文，也可以反过来用来支持圣像的存在。所以，这至少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关键在于它们在崇拜中的地位。
后来，19-20世纪荷兰改革宗巨擘开伯尔（Abraham Kuyper）1898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神学院的“斯东讲座”（Stone Lecture Series）里，分六次讲“加尔文主义”。他第五讲的题目就是“加尔文主义与艺术”。这个题目当然比崇拜场所的圣像和艺术要广。他引用哲学家黑格尔与哈德曼（Eduard von Hartmann）的论点，解说艺术的表达在层次上低于灵性的与超验的表达。他把文艺复兴以来发展的“艺术”，根据理性发展的“科学”和追求灵性的“宗教”看作人类生活中三种独立，却又互补，的原动力。从他看来，科学与艺术都属于“普遍恩典”（common grace）的领域，是上帝的礼物。这个演讲或许是改革宗给艺术最正面的定位。（注3）
结语
我认为，加尔文并没有完全否定圣像和敬拜场所艺术品的价值。他说：“这些艺术的题材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描写历史事迹的，一类仅是可见的形像；”。他所反对的是，后者被用来作崇拜的代用品。事实上，许多无知的信徒的确用这种态度膜拜圣母马利亚的像。可是，他这样的分野对一般老百姓来说，或许太过“技术性”了。一般老百姓不是神学家，也不是哲学家，他们所要的是简单的二分法，“可”或是“不可”。换言之，人们要的是教条，甚至是教条主义，形式主义。
这所以在加尔文主义开始普及时，就有很多形式主义的做法。我印象中最鲜明的例子是苏格兰19世纪的名作家乔治·麦当劳（George MacDonald，1824-1905）。他做过牧师、自由传道人、诗人和小说家，他的写作对基督徒作家路易斯、托尔金等人影响至巨。我们知道，苏格兰是加尔文主义的重地。
乔治·麦当劳的父母亲都忙于生活，所以从小受到祖母的调教。祖母是个虔诚、严厉，甚至狂热，的加尔文派信徒，这也是他宗教的启蒙教育。有次，他祖母把他叔叔的小提琴给烧了，并毁坏了一些其它的传家之宝。她说这些（艺术）都不属灵，是魔鬼用来网罗人心的工具。这种信仰方式所投射的是一个狭窄，自大，充满报复心态的上帝，这不是乔治·麦当劳所信仰的上帝。这件事对他人生刺激特别大，后来还写在小说里（Robert Falconer）。他的小说中充满了对这种形式主义宗教的反抗，不是没有原因的。
可见，各种教派的做法有时不见得是教派领袖们起初的原意。但是，以偏概全和过激反应是人类最擅长的本领，这包括罗马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这所以教派间需要彼此容忍，多了解对方的立场。例如，如果艺术品的目的是在表达某种象征意义，帮助人体会某种真理，而不是用来崇拜，这就与把艺术品当作崇拜的代替品，两者非常不同，不能等同。
其实，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偶像崇拜”本身，而不是“形式主义”所看重的表象。辖制人们心灵的不是那些外面的表象，而是人内心追逐偶像的欲望，不论那偶像是看得见的，还是看不见的。在犹大国，那可能是“巴力”，甚至“铜蛇”，在今天，那可能是“我的幸福”，“我的成就感”、“权势”、“财富”、“名望”、“国家”，等等。打倒这些偶像远比持守“形式主义”要困难得多了。
前面提到司布真那篇“除灭偶像”的讲道。后面他提到了，“迷信”是以各种方式出现。例如，有些教会顽固地坚守某些做法，或是对“上帝的真理”有某种固定的领受（因为这是上帝曾经祝福过的）。人们于是高举这种固定的做法、讲法和成规，忘记了“圣灵的工作”，忘记了创新。他说，这也是一种“迷信”，一种“偶像崇拜”。人们作了这些成规和“律法”的奴隶。
司布真这段话超越了“形式主义”的框架，点出人们心中那更深层次的“偶像情结”。艺术本身就是一种创作行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创造人类特有的能力。我们要去学习欣赏它，疏导它，鼓励它，而不是范围它、遏止它、毁灭它。艺术的表现到底是荣耀（尊崇）上帝，还是亵渎上帝，所根据的，不是它的表面现象（形式主义），而是它所要表达的象征意义和信仰内涵。如果没有这个内涵（生命），就算画的是“宗教正确”，也不能荣耀上帝，不过是广告画罢了。往往，在艺术的天地里，我们透过艺术家的创造，可以看到一个原先没看到的新世界。这个新世界升华了生活中的酸甜苦辣，让我们能够更接近上帝。
后记：依我看，不论是什么主义、党派、政权、宗教派别，只要是墨守成规、固步自封、形式主义，到了一个程度它已经把自己的立场绝对化，不能容忍不同的做法和看法，就是对权力、最自我的偶像崇拜。这种族群不可能再进步，因为它已经垄断了真理，和对真理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