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历的奠基人——西方传教士汤若望

汤若望（网络收集）

汤若望(John Schall Von Bell)，原名亚当•沙尔，德国科隆的日尔曼人。在中国生活47年，历经明、闯王、清等三个朝代。死后安葬于北京利马窦墓旁。雍正朝封为“光禄大夫”，官至一品（一级正品）。由汤若望主编的阴阳合历的《时宪历》是中国目前仍在使用的农历的基础。

远涉重洋来华传教

汤若望1592年出生在德国科隆的贵族家庭，20岁加入罗马天主教耶稣会(Jesuits)，立志到遥远的中国传教，并于1619年飘洋过海抵达澳门。在漫长的旅途中，很多乘客包括他的传教士同道死于疾病。登陆之后也不等于从此旅途平安。当时，西方传教士正受到中国官方打压，少数教士在皈依天主教的大臣徐光启等人的庇护下暂时得以安全。

汤若望在1623年进入北京。他遵循已故耶稣会先辈、意大利人利马窦(Matteo Ricci)的做法，结交中国士大夫，学习中文和儒家文化，并且利用铸造大炮和天文运算等实用知识在天子脚下谋取立足之地。

是传教士亦是天文官

天文历算在中国古代带有宗教政治意义，因为皇帝是奉天承运统治万民的天子，预测天象，颁布皇历，关系到社稷命运。满族统治者为了使被征服的中国百姓奉大清正朔，迫切需要准确的新历法。

汤若望以其天文历法方面的学识和技能受到清廷的保护，受命继续修正历法。汤若望告诉新的统治者，西洋历法比前朝沿用的大统历和回回历都要准。他还准确地预测出了日食。于是，摄政王多尔衮大胆启用汤若望修订历法，终于推出了大清《时宪历》，颁行天下。《时宪历》的封面上赫然题写着“依西洋新法”。

顺治七年，清政府赐地在宣武门内原天主堂侧重建教堂。汤若望将利马窦建的一座经堂扩大，建成了北京城内的第一座大教堂（南堂），此处成为汤若望等神父的起居地。汤若望工作的地点则是在北京建国门附近的古观象台。在古观象台工作的传教士有50多人，汤若望是其中最主要的传教士，还担任台长，即钦天监监正。

汤若望被清朝任命为钦天监监正，也就是天文局局长。他多次加衔进级，官至通政使，赏正一品顶戴，免三拜九叩，可直接入朝面君。顺治皇帝和他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封他为“通玄教师”，连祖先三代都追赐一品封典。

身为传教士的汤若望知道，他来中国的初衷不是为了做官，也不是为了当技术专家甚至星象大师。可是，让他丧气的是，中国皇帝并没有像当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那样率领全国皈依基督。天主教会的一些人痛斥汤若望不务正业和离经叛道。

身陷历狱九死一生

中国士大夫中也有人对汤若望等西洋传教士“邪说惑众”和“暗窃正朔之权”感到愤怒，他们的攻击更具有杀伤力。学者杨光先发表《避邪论》等多篇文章，呼吁杀掉西洋教士。他还喊出了“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的口号。1661年，顺治皇帝去世，康熙皇帝年幼，大臣鳌拜主政，杨光先再次掀起风暴，终于搬倒了汤若望。

1664年，朝廷逮捕了以汤若望为首的钦天监领导班子，罪状之一是为某亲王选择葬礼日时用错了五行。好几名中国天文官员被斩首甚至凌迟处死。慧星出现和京师地震让朝廷免去了汤若望的死罪。年迈体衰的汤若望被软禁在家，于1666年在北京去世。

掌握钦天监领导权的杨光先废除了西法，自己却拿不出好的历法。1668年，康熙亲政，除掉了鳌拜。在新的政治气候下，汤若望的助手、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对杨光先提出挑战。双方在王公大臣面前比试测算日影。南怀仁推算无误，而杨光先的手下计算失准。1669年，朝廷罢黜杨光先，让南怀仁入主钦天监，恢复了西洋历法。

同年，康熙皇帝为死去的汤若望平反昭雪，重新为他举行葬礼，并发表祭文称赞他“鞠躬尽瘁”、“恤死报勤”。

著作

汤若望在明朝的时候，著述颇多，参与编写翻译的有《坤舆格致》、《浑天仪说》五卷、《西洋测日历》一卷、《民历补注释惑》一卷、《大测》二卷、《星图》八幅、《恒星表》五卷、《交食历指》七卷、《测食说》二卷、《测天约说》二卷、《新法历引》一卷、《历法西传》、《主制群徵》二卷、《古今交食考》一卷、《学历小辩》一卷、《恒星出没》、《交食表》等等，其中涉及天文历法方面的，基本上都是包含在《崇祯历书》内，或者和《崇祯历书》有关。

现在，汤若望的墓碑竖立在北京阜城门外车公庄三塔寺北京市委党校院内，这里旧称栅栏墓地。同时，在汤的德国科隆故乡，也为其竖立了一座汉白玉全身像，还成立了汤若望协会，研究中德之间的文化交流。